小学二三事

保温瓶

舞台照

2012年，第一件聪明的事，便是给小学时的少先队中队长发了一条短信。

那是除夕的晚上，厅里的电视闹轰轰地开着，但没有人看；我在电脑房里坐着，胡乱地上一阵网，又翻看一阵旧照片，手机时而响起，多是一些相互转发的客套语，让人懒得去回。

无意中拿起电脑旁那张小学同学通讯录——那是几个月前唯一和我保持有联系的小学同学发给我的——顺着看下去，目光就停在了中队长名字上，接着拿起手机，发出了一条内容如下的短信：过年你在厦门还是在福州？我在福州。自从1969年以前所未有的“七年级”从小学毕业，音讯缈无的四十多年一晃而去，而恢复联系只花费了一分钟：我在福州。你何时回来的？

后来的事超出了最初的想象。很快，我的邮箱里就收到了数封邮件，那是毕业后几次同学相聚的留影，而让我惊奇万分的是照片中竟然还有一张黑白的舞台演出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成了校合唱团的一员，虽然经历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但平时的排练、演出前向邻居借衣服（那时演出要求男同学穿白衬衫蓝裤子）、晚饭后重新到校集合准备，演出时的专注（整个合唱团从来就没有唱错的时候）、演出后独自回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我的母校至今都还是那个城市首屈一指的，而在早先的那个年代，我们学校的合唱团同样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我一直不知道我们当年的演出竟然还曾被专业摄影师拍摄下来并留存至今。我还依稀记得自己的位置，也还记得自己从来没有缺席过演出，于是很快就找到了自认为是自己的自己。我并不十分肯定，让我弟弟也找找，他看了看，指着同一个人，说应该是这个。

上小学前后，我们全家曾经拍过一次合影，从那以后直到小学毕业，我都没有拍过照片，因此这张舞台照中的我，就成了小学时期唯一的留影。

这是一张唤起许多同学美好记忆的珍贵照片。每一个在照片上找到自己的同学都激动不已，而没有找到自己的，就“指责”我们的中队长：看你一人遮挡住了多少同学的美好回忆！

关于这张演出照片，中队长说最初是在老校长办公桌的玻璃下压着。后来我们的班主任成了校长，很自然地得到了这张照片，又由于我们的中队长在演出时担任前台朗诵，当然也就最早得到了照片的扫描件。

保温瓶

我是合“唱”团的，演奏风琴的大概是老校长的儿子。

保温瓶

从原始图片中裁出了两部分放在上面。。。

保温瓶

2、中队长
年初二早上七点，我们在附近的左海公园门口见了面。她把见面的时间定得那么早，我最初以为不过是利用大早锻炼时间两人碰个面，聊几句而已，谁想并不是那么回事。我迈着四方步走了没多久，她竟用忍无可忍的口气对我说，你能不能走快一点？我大吃一惊，于是两人就以户外穿越的快步飞走，很快穿过了左海公园，接着穿过西湖公园，然后一直南行，转眼到了乌山脚下，接着就拐进三坊七巷，在受到保护但尚未翻新的旧宅中四处探古，然后转上于山，在山上转了一个圈，而后才冒雨返回。
这位曾经的儿童团团长、少先队中队长兼大队委（三条杠）的我的前“上司”边走边说小学时的事情，她对学校和班里的情况远比那时蒙憧憧的我知道得要多。
上学的时候，这位中队长绝对算一位早早就显示出强势的班干部，有原则，以身作则，且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照我的想象，她应该很自然地在“仕途”上有一番大前程，但后来她的发展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她告诉我，早年她是读过许多课外书的，很早就感知了社会并建立了自信。而文革早期的两件对她后来影响颇大：一是在她放学回家经过的路上常常见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打扫街道，于是她动员同一个路队（那时我们放学回家路线相同的同学编为一个路队并有路队长）的同学帮助那位妇女打扫。这很快就被阻止：那位妇人是黑四类的家属。另一件是我们的老校长亲自来给我们讲课，上课伊始，就有同学喊他是黑四类云云，不应该上他的课，结果同学纷纷散去，最后只剩她一人。老校长后来对中队长说，他永远都无法忘记那一堂课。
那位挑头闹学的同学后来（初二聚会那天）告诉我们，他回去以后向他父亲自夸闹学，他父亲听了二话没说拎着他就去了老校长家，到了校长面前，他父亲在他膝盖弯上蹬了一脚，把他踢跪在校长面前。“向老师道歉！”那位从未打过儿子的父亲厉声斥道。
我记不清老校长一共给我们上了几堂课。如果只上了一堂，那么中队长的记忆就出了错误，因为我曾上了完整的一堂课，而且班上至少有三位同学，我只是其中的一位。我清楚地记得老校长授课的内容：土壤、腐殖质。我是很认真地听完了那堂课的，不单因为讲课的是校长，而是因为讲课的内容对我是极其新鲜的。我因为这堂五年级的《自然》课而永远记住了“腐殖质”一词，而我们的中队长则忘了课程的内容，或许她那时的内心只有一个字：坚持。
她从此去了当官的念头，后来上了师范，毕业后当了老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成了三八红旗手。几年前她大病一场，在死亡线上走了一遭，对人生的感受更为深刻。今年是我们小学入学50年，她和其她几位同学正在联系筹备中，她说毕业好多年以后，她还能记得62位同学的名字，而我如今能记得的，不过三分之一。对于我连同桌也没能记住的遗憾，她说一个人的童年存在大家的记忆中。届时我们将听到各人的故事和感慨，一点点拼凑起儿时的画面。
下面照片中前排右三是我们1-3年级的班主任，右四是4年级的班主任（后任校长），右五是5年级（文革期间）的班主任。第2排右二是我们的中队长。

保温瓶

3、老师与同学
小学期间我一直不过是个中偏点上的学生。入学后我的第一个课堂成绩是2分。那是一堂语文课，我被叫起来回答问题。我是知道问题答案的，但不知为了什么——或许是和同学讲话被叫起来——我就是一声不吭。最后没有办法的老师很明确地告诉我，我的第一个课堂成绩是2分，这个成绩将被记入《小学生手册》。
我的记忆中清晰而永远地留下了当时的场景，并且至今保留着有着那个2分成绩的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小学生手册》（只发过三本）。从那以后，我的学生成绩上，再也没有过2分。一年级入儿童团，我是斑上第一批的八人之一。儿童团的领巾样子类同海军的“领巾”，只不过底是红的，三条横杠是金黄色的。入团的哪个晚上，我将领巾叠好压在枕头底下，生平第一次失眠，第二天一早，戴着飘扬的领巾，我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上学的。等到我再次有如此激动心情的时候，已经是十六年后拿到大学入取通知书的那一天。
小学有两位老师令我一生难忘：1-3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给了我唯一的一个2分），4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我经常说，我的语文水平只有小学四年级，换句话说，我的语文基础完全是由他们打下的。一年级，我们学习了七百多个汉字，对学过的汉字，尽管离掌握其全部用法还很远，但我敢说学过的汉字从来没有错用的时候，一年级如此，二年级如此，三、四年级也是如此。
教书只是班主任工作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在社会环境下的启蒙者。想象一下六十个学生的家访，遍访一次需要多少休息日？还有那些学生手册上的“家校联系”，那种记录，现在还能找到多少？
当我把学生手册的照片给中队长发去的时候，正准备筹办50年团聚的中队长惊奇地回道：这是已知的唯一一份，它将提高我们班团聚的“档次”！就凭这，我要找梁校长（现任校长），让他给你补发毕业证（我们是在文革的68年毕业的，大家都没有毕业证）！
尽管我们学生家长对老师的口碑一致且出奇地好，但那时小学老师的待遇很低，中队长告诉我，两位老师个人大事都解决得很晚，而且也远谈不上美满。
自从小学毕业，我只是在83年见过一次部分同学。那是在夏季的一个晚上，在学校原有的低年级教学楼里。灯是昏暗的，大家沿墙根围成一圈（应该是个乒乓球室），除了二十来位同学，几位老师也来了。大家都说了什么，我已经少有记忆了。还能记住的，只有遭揭发的一项“劣绩”：我曾经（应该是协同同桌）在自习的时候，将前排女生的长头发用图钉钉在课桌上，结果那一声尖叫可想而知。后来我又见过两次老师，并且在87年留下过一张与两位老师的合影。
这些年来，一直与我保持有联系的只有一位。初四那天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能听出我是谁，他只一顿，就说出了我的大名。他很快开车来接了我和中队长，恰逢一同学乔迁新居请中队长等几位女生，结果一番联系，聚了十个同学而男生过半。
和我一直有联系的同学这些年在中学任领导，其他同学各司其职。聚起的十个同学，我能直接叫上名字的不到一半，尤其是当时年少而不识美的女生们，竟然一个也叫不上（中队长除外），惭愧。
老来重聚，话题自然与学生时代不同，现在的话题多少有些俗气或沉重，我希望的是那些对从前的回忆，尽管遥远而朦胧，但却清澈。大家商定今年要搞一个五十周年的聚会，中队长甚至想出了这样的创意：一年3班的同学，欧阳老师喊大家集合！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邀请，我相信，任何一个听到“集结号”的同学，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赶往集合地点。
心已然在等待。